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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毛泽东嘱张春桥与陈伯达同行

2019/11/10 2:29:52

读书|毛泽东嘱张春桥与陈伯达同行

 

就在张春桥的“成名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的第六天——1958年10月19日,毛泽东委派陈伯达和张春桥坐专机飞往河南郑州,前往卫星公社调查。

 

毛泽东写给陈伯达的信,全文如下:

 

伯达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二十一日刘子厚同志(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省长——引者注)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七天至十天,为杭州会议准备意见,很有必要。可带李友九(当时《红旗》杂志编辑——引者注)去帮忙。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一架专机即飞郑州。

                                     毛泽东

 

10月19日上午七时

 

到郑州时,最好能请史向生同志和你们一道去卫星社。史对人民公社有研究,他去过卫星社。他是省委书记。

 

毛泽东嘱令调专机给陈伯达和张春桥,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他们此行的重视。

 

毛泽东在写下那封给陈伯达的信之后半小时,又补充写了一信给陈伯达:

 

伯达同志:

 

去河南时,请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带几本去,你们调查团几个人,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阅读,有十几天,也就可以读完了。建议将胡绳、李友九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我过了下星期就去郑州,一到,即可听你们关于卫星社观察所得的报告,在四省第一书记会议上予以讨论。

 

                                     毛泽东

10月19日上午七时半

 

四天后,毛泽东又给陈伯达一函:

 

陈伯达同志:

 

你们调查研究卫星社大约要一个星期,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的各项问题。

然后,请找遂平县级同志们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以上请酌量处理。

 

                                      毛泽东

10月23日下午五时

 

又过了五天,毛泽东写第四封信给陈伯达:

 

陈伯达同志:

 

回信收到。我还须几天才能出发。如果遂平调查已毕,你们可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11月2号或3号回到郑州即可。已令吴冷西、田家英二同志昨日夜车出发,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几天再去郑州。

 

                                       毛泽东

10月28日上午四时

 

当时,陈伯达早已是中共“大秀才”,而毛泽东把张春桥的名字与陈伯达相提并论,这表明毛泽东在提携这位“新秀才”。

 

于是,奉毛泽东之命,陈伯达头一回与张春桥同行,前往河南嵖岈山。

 

一个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一个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此行究竟如何呢?

 

关于此行,据陈伯达在晚年自述:

 

1958年七八月间,河南省发表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我预先并不知道有这样的“章程”。这个“章程”做了不少“规定”,“公共食堂”就是其中之一。

 

在是年,似乎是当时领导农村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记得,我没有参加这个决议文件的起草工作。

 

本来,我没有想到嵖岈山去参观,因为毛主席要我同张春桥去一趟,就去了。当然,受到当地一些招待。

 

似乎是住在我们对面的一位老头子,泄露出来关于“高产”麦田的秘密:那块所谓特别“高产”的麦地,是那几个爱作假的人在夜里趁大家睡觉的时候,搬运其他许多田里的大量麦子堆上去的。各地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大家看的集中地点是那早已收割的“高产”麦地,麦早已收了,可是不少的参观热心家却在那一块地里挖一把土带回去,作为纪念,或想作回去的“科学的试验”物。

 

那里的干部可能觉到我的态度不如他们原来设想的那样高兴。他们一个负责人曾经问我有什么意见,是否有不对之处。当然,那时我还不能说出什么。

 

没有几天,毛主席来电话指示,不要住太久。我们一些人在短短几天就离开了。

 

此行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异常兴奋的。因为是平生头一回奉毛泽东之命执行任务,何况与“大理论家”陈伯达同行;陈伯达的回忆却是平淡的,他对于这个来自上海的“秀才”并没有太留意。

 

陈伯达回忆河南嵖岈山之行中所说:“没有几天,毛主席来电话指示,不要住太久。我们一些人在短短几天就离开了。”

 

毛泽东给他们打电话,是从郑州打来的。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参加的会议,后来被人们称为“第一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选择郑州作为开会的地方,是因为河南乃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源地,此次会议开始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所产生的一些“左”的错误。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回来,为的是出席会议。

 

陈伯达从嵖岈山一回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这次批评相当厉害。会议结束时所发的纪要中,有一段话是不指名批评陈伯达的:

 

……同时批评了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废除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是违反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中国的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现在不仅不能消灭,而且应该大力发展。人民公社应该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多搞商品生产,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

 

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如此严厉批评,相当狼狈。关于他为什么会受批判,他在晚年作了如下回忆:

 

从嵖岈山到遂平县里那天晚上,一个会计(似乎很年轻)说了这样一件事:“我们这里出‘沙子’,用‘沙子’去武汉交换机器,这是‘产品交换’。”

 

到郑州后,我和同去的张春桥见毛主席,当还没有正式汇报之前,作为闲聊,我说了那会计把沙子换机器叫做“产品交换”一事。毛主席一听,就马上插上我的话,说:“你主张‘产品交换’,不要‘商品交换’了!”

 

其实,这是毛主席一时误会了。当时还没有开始正式汇报,我在那瞬间只是闲说那个“会计”的说法,并没有表示我主张什么。

 

当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我也看过。但是,对这样极端复杂的问题,直到现在,我顶多只能开始进幼稚园长期刻苦学习,当时怎么可能信口开河呢。

 

不知怎样的,毛主席当时对我说的话,竟然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参加郑州会议的人都传遍了,我觉得大家都怕和我接近。我的确处于很狼狈的状态。有两位地方同志或许知道我当时说话的经过,到我的住处看一下我,那时真使我感激不尽。

 

陈伯达受到毛泽东批评一事,“一传十,十传百”,那是张春桥“发布”的“新闻”:坐在一侧的张春桥,把毛泽东对陈伯达的当面批评句句牢记,作为“新动向”向柯庆施汇报。消息很快从柯庆施那里传出,这倒诚如陈伯达所言,“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参加郑州会议的人都传遍了”。

 

在郑州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再次命陈伯达与张春桥同行,“会后出征”,前往山东范县。这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对于上海“新秀才”张春桥的看重。

 

那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58年11月4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34期上,刊载的《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那是河南范县人民公社党委(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1958年10月28日在范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万人大会上,作了关于范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规划报告。《宣教动态》第134期刊登了这一报告的摘要。内中这么写及:

 

农业生产万斤化。规划提出1960年粮食作物种植十五万亩,保证亩产二万斤,争取三万斤,共产三十九亿斤;棉花种植十五万亩,保证亩产籽棉一万五千斤,争取二万五千斤,总产二十二亿五千万斤;花生种植十五万亩,保证亩产五万斤,争取八万斤,总产七十五亿斤;甜菜种植五万亩,保证亩产三万斤,争取五万斤,总产十五亿斤。今年的水利要实现河网化。1959年全部土地田园化,灌溉自流化、标准化,1960年达到灌溉电气化、自流化。到那时:田间耕作用机器,灌溉自流用电力;粮食亩产好几万,堆大敢与泰山比;棉絮开放似雪野,花生多得不用提;丰收一年顶百季,人人喜得了不的。

 

这一报告还说:

 

丰衣足食。到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

 

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毛泽东看罢,颇为兴奋,于1958年11月6日写下批示: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

 

                                       毛泽东

11月6日上午九时

 

张春桥两度受到毛泽东亲自“点将”,而且与陈伯达同行,这消息飞快地从郑州传到上海,张春桥的声望猛然看涨了。须知,陈伯达当年有着“理论家”的美誉,号称“中共第一支笔”,资历比张春桥深得多,而毛泽东主席在批示中,居然把张春桥与陈伯达相提并论,这怎不意味着张春桥颇受领袖偏爱?

 

于是,张春桥从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于是张春桥摆出了一副党的理论家的架势。不过,理论权威,起码也得有几本著作。

 

说来惭愧。这位“理论家”虽说属于早熟型的,早在1932年4月17日,他不过15岁的时候,已经在山东《民国日报》的《中学生之部》副刊,发表了《春雨之夜》。这是他的“处女作”。二十多年来,不论是在济南,在上海,在延安,在晋察冀,他的笔没有停过,写了长长短短、五花八门的各种文章,可是,他的书,少得可怜。

 

据1937年8月14日上海《社会日报》报道,《华北事变演义》一书的第三部《宋哲元在天津》,由张天翼、陈白尘、聂绀弩、张春桥四人执笔,当时正在写作之中。

 

可是,后来并未见到出版。即使出版,他也只是占第三部的四个作者之一,何况并非“理论著作”。

 

1938年,他在延安倒出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名为《在巩固和扩大中的陕北公学》,不过78页,而且附录中的两篇文章是别人写的,算不上“大作”。

 

1954年1月,他访问苏联,写了一本小册子《访苏见闻杂记》,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印行。不过,这只是本新闻通讯集,井不是“理论著作”。

 

怎么办呢?

 

他把1957年反右派时的那些“棍子”文章,诸如《质问彭文应》、《杂谈帽子》、《看大字报有感》之类,凑足33篇,取名《今朝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共178页而已。

 

到了1960年,他又把《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让大字报流芳百世》、《大跃进的风格》、《东风颂》、《“穷棒子”精神》之类杂文,四十篇,编成《龙华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共182页。

 

至“文革”开始,张春桥的著作,也就是这么三四本小书罢了。

 

他是个摇羽毛扇的角色,他擅长于在幕后出点子——特别是在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之后。由他操纵的“金棍子”,在台前飞舞,征东讨西,打南扫北。此“金棍子”,便是姚文元。

 

(注:《“四人帮”兴亡》(增订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不得复制、转载。栏目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